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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年12月18日来源:进入论坛点击数:101我要评论收藏

提要:唐军打下长安后四面是敌。其他地方都打胜仗唯有西线吃紧。李世民带着窃取的平阳公主军队战薛举,连吃败仗。太子建成不得不弃大好机会,停止对洛阳进攻,回师将刘文静等交给李世民以救西线战局。王世充得苟延三年,国家人民都得多受重大损失。即使如此李世民仍惨败,刘文静等当了替罪羊。刘文静死,李世民是最大的嫌疑犯。薛秦内溃使李世民得以成功,此前始终胆小如鼠。唐秦是农民起义军自相残杀。得利的是地主阶级。战祸所及唐区人口损失惨重,陇西凋敝,李世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竟还吹出大败薛举问天子有降事否的神话来。

武德元年公元617年七月李世民兵败泾州不算新话题了,好早有人意识到了。旧唐高祖本纪承认“秋七月秦王与薛举战于泾州,我师败绩。”李世民纪亦称“武德元年七月,薛举寇泾州,太宗李世民率众讨之不利而旋。”旧唐是唐遗老所写,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给李世民抹黑,只可能尽量淡化李世民的责任和损失。在旧传中就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了。薛举传说:

太宗李世民又率众击之,军次高墌城,度其粮少,意在速战,乃命深沟坚壁,以老其师。未及与战,会太宗不豫,行军长史刘文静、殷开山请观兵于高墌西南,恃众不设备,为举兵掩乘其后。太宗闻之,知其必败,遽与书责之。未至,两军合战,竟为举所败,死者十五六,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陷于阵。太宗归于京师,举军取高墌,又遣仁杲进围宁州。郝瑗言于举曰:“今唐兵新破,将帅并擒,京师骚动,可乘胜直取长安。”举然之。临发而举疾,召巫视之,巫言唐兵为祟,举恶之,未几而死。

损失之惨重,对唐之危害,一清二楚。但责任推在刘文静、殷开山身上,李世民却一贯正确。但却无法自圆其说。据说是刘文静、殷开山不听李世民轻率冒进。如此当是败于进攻。然“恃众不设备”又表明是受了薛举的主动进攻。

刘文静传、殷开山传大致相同。但刘文静传说是出军争利而败,殷开山传说是耀武以威而败。都回避了“恃众不设备”之说。

新唐完全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高祖本纪称刘文静败绩。李世民纪称“太宗李世民有疾,诸将为举所败。”

通鉴兼收并蓄,承认恃众不设备,又指出“举潜师掩其后,壬子,战于浅水原,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没,世民引兵还长安。举遂拔高墌,收唐兵死者为京观;文静等皆坐除名。”

一说诸将出军争利而败,耀武以威而败。一说“恃众不设备”。我们该相信那一个呢

答案只能一个,不是诸将出军争利而败,耀武以威而败。只能是恃众不设备。唐兵强,兵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下面还有专门探讨。这儿只指出一点,刘文静传里,据说李世民告戒刘文静、殷开山::“举粮少兵疲,悬军深入”。那么好极了,这是李世民自己承认,薛举弱,唐军强。既然如此,就算李世民坚壁不战,以老敌师是上上上策。那么刘文静、殷开山出战争利,仍有极大的胜利把握,充其量代价大一些仅仅是一些,决不至于会有士兵十死五六,京师骚动之虑。实在也看不出唐军不趁人多势众,兵强粮多,敌军粮少兵疲的机会,有非坚壁不出的必要。唐军何尚不有师老之虑通鉴说薛举潜师掩袭其后当是事实。

所谓刘文静、殷开山不听李世民出战争利。纯是谎言。诿过于刘文静、殷开山而已。到后来又把自己吹成唯一正确者,似乎照自己意见办就不会失败了。

不过还好,封建史家中,总算还有人承认李世民打了败仗。旧唐本纪作者不能不承认。但欧阳修就不一样了,为了把李世民尽量神圣化,就把过错完全推在刘文静、殷开山身上。

现在也有人意识到李世民打了败仗诿过于人。但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不然本人就没有必要写本文了。

一李世民义宁元年十二月之败与伪造的胜仗

李世民战薛举打败仗绝不仅在武德元年七月浅水原。浅水原实在是败得不像样子,包不住了,才在历史记载中不得不保留下来。

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早已说过李世民本没多少军队,他的军队是从平阳公主那儿窃取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李世民刚到司竹时,平阳公主有兵七万,加上李神通、段纶共九万人。后来发展到十三万。因此估计平阳公主军队发展到十万是恰如其分的。长安下,李神通去了东面,段纶被抹煞,但笔者知道他与后来被李世民杀害的襄武王李琛、及被李世民囚禁的赵郡王李孝恭,去了巴蜀,这儿不论。而李世民则西去对付薛举。通鉴称:“渊使李世民将兵击之。又使姜謩、窦轨俱出散关,安抚陇右。”

显然李世民是军事总指挥。

姜謩在唐高祖起义晋阳说过,最早追随高祖起兵,为高祖器重,他也认高祖必为拨乱之主,以身相托。旧唐姜謩“时薛举寇秦、陇,以謩西州之望,诏于陇右安抚,承制以便宜从事。謩与窦轨出散关,下河池、汉阳二郡。”果然取得了成就。通鉴说,义宁元年十二月“乙未,平凉留守张隆,丁酉,河池太守萧瑀及扶风汉阳郡相继来降。以窦璡为工部尚书、燕国公,萧瑀为礼部尚书、宋国公。”萧瑀既然进京做官,军队自然交了出来。姜謩显然是做政治工作的。萧瑀军队不是直接交给李世民,便是交给窦轨,也就是间接交给李世民。扶风太守窦璡降后参加了战薛举。

还有一个刘世让。据新唐本传:

高祖入长安,以湋川归,授通议大夫。时唐弼余党寇扶风,世让自请安辑,许之,得其众数千,因授安定道行军总管,率兵二万拒薛举,战不胜,与弟宝皆没于贼。

旧唐大致相同,只是没说二万人。

刘世让算是兵力最强的了。萧瑀、窦璡作为小郡太守充其量只有几千兵。从武德七月之败所说,“八总兵皆败”可看出,陇西方面当是凡总管都受李世民指挥。那么他们与窦轨都应是受李世民指挥。

另有那个李安远,高祖攻绛郡,与陈叔达一起被俘。后拜右翊卫统军武德元年授右武威大将军。从“右”字看,当是李世民部下。义宁元年十二月已与李世民一起去战薛举。在后来除刘世让外,萧瑀、窦轨、窦璡、李安远都党于李世民。旧唐刘文静传李安远附传闭口不谈李安远败没。就是李安远党于李世民,要为李世民掩盖败绩。

可是义宁元年十二月,不光刘世让,姜謩、窦轨、都先后打了败仗。窦轨引还,刘世让为薛举虏。见通鉴既然如此,那么他们打败仗,就是李世民打败仗罗新旧本纪均不提及。刘世让有兵二万,打的不是毁灭性的大败仗,但也不能算是小败仗了。

可李世民居然捏造出义宁元年十二月癸巳,击薛仁杲通鉴为薛仁果于扶风,大破之,薛举大惧,问其群臣:“自古天子有降事乎”的神话来。

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首先薛举那时根本不是“天子”。而是称西秦霸王。通鉴考异承认,据唐高祖实录“武德元年四月十七日辛卯,举称尊号。”司马光明明知道薛举那时根本没称皇帝,称皇帝是第二年隋炀帝死后的事。三月隋炀帝死,消息传到陇西,四月十七日薛举就称帝。既然义宁元年十二月,薛举还不是皇帝,哪么可能有询问“天子有降事乎”

所谓义宁元年李世民大败薛举,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是李世民为了给自己贴金,掩盖败迹,尤其是冲淡武德元年七月之败捏造的。

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唐高祖实录,当事人都在,在薛举称帝上不可能出这样大的差错。其他记载,如唐书薛举传,所谓大业十三年秋七月,举僭号于兰州。完全是李世民党徒在事后,为了替李世民圆谎而再捏造。唐高祖实录李世民也看过。司马光不采纳唐高祖实录而采纳举传,也纯粹是从所谓问褚亮:“天子有降事乎”的谎言倒推出来的。李世民放个屁也是香的高祖实录日月明确,也正好在隋炀帝死后不久,合乎情理。没有人有任何理由在这个日月上进行捏造。而所谓大业十三年七月称帝,不但没有明确日期,也没有炀帝之死那样的重要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要替李世民圆谎。

隋书帝记则称义宁元年“十二月癸末,薛举自称天子,寇扶风秦公李世民为元帅,击破之。”隋书号称魏征所撰,实际不但是众人合著,而且从避讳“世”、“民”两字可见,在李世民死后已被人篡改过。篡改者为了适应李世民的谎言,就说薛举十天前称了皇帝。最大的可能便是褚亮的儿子褚遂良。后来的新篡改者又觉得十天太促,又将时间移到七月。历史就像面团那样由着他们捏来捏去。

姜謩、窦璡、刘世让之败,正在所谓的李世民大破薛仁杲之后不久。刘世让败于扶风,也正是所谓的李世民大败薛举处,其受李世民指挥所败不言而喻了通鉴紧接在丁酉萧瑀来降以后。丁酉是十二月二十一日,离所谓的大破薛仁杲仅四天。就算是该月底吧十二月十七日以后义宁元年只剩下十三天了。如薛举真的败得要问“天子有降事乎”还有能力大败窦轨、刘世让吗刘世让有兵二万,不算多也不算少,薛举能先大败窦轨,紧接着又打得他与弟宝一起当了俘虏,这力量不算小了,薛举有必要问:“天子有降事乎”吗

总之这完全是李世民捏造的又一谎言

唐书姜謩称“轨轻敌,为举所败”把责任完全推在窦轨身上。是不是这样且不论。既然窦轨是轻敌,那么就应该“重敌”了。也就是薛举还有相当强的力量,那他会问“天子有降事乎”吗尤其是,薛举既已到了问降的地步,那不久以后武德元年七月,他又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可把人多势众的唐军打得十死五六还使京师骚动

谎言终究是谎言,难免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

我们至多只能想象,唐占领长安后,扶风成了唐与薛举抢占的战略要地。唐捷足先得。薛仁杲为快,先只带了少数兵来,见唐已先占据便退兵了。双方充其量只有些小接触。谁胜谁负很难说,更谈不上大胜与大败。薛仁杲回去后,就带大队人马前来争夺扶风。结果是刘世让等大败。唐纪均避而不谈。太子、齐王芝麻大的事,有的还是捏造的,也要大书特书。

真实情况只能是:李世民战薛举一开始就不顺利,先窦轨败,尤其后来刘世让兄弟败没。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绝不可能从西线抽身。西线吃紧

可是太子东向打到洛阳城下,据说又是李世民的功劳

二冒牌的东进元帅

通鉴说:义宁二年正月“戊辰,唐王唐高祖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馀万人救东都。”

戊辰是正月二十二日,离所谓的大败薛仁杲仅三十五天,离窦轨、刘世让败没,最多二十几天。

李世民什么时候从西线抽的身他能抽身吗京师至东都850里,至扶风390余里,加上据说李世民大败薛仁杲后的追奔至垅坻,这来回路上时间大概就需二十多天。他怎么可能弃窦轨、刘世让之败局于不顾,匆匆而东,到了洛阳城下又不攻,又匆匆而西,再去战薛举他在打游击战吗

旧唐李世民纪,更是说义宁元年十二月复为右元帅,总兵十万徇东都。对太子建成提都不提。前已说过,所谓的大败薛仁杲后,离年底只有十三天了,如加上窦轨、刘世让之败不到九天了。他是机械化部队吗

自古以来,两个元帅当家,不如一个元帅做主。为什么久经沙场的军事家唐高祖,每次派太子建成为元帅时,总又要派李世民难道高祖不知道,一支部队出两个元帅是打不赢胜仗的西河之战说是太子建成与李世民一起去的,更有说是李世民去的。现在又是这样。

实际只能是李世民一直在西线对付薛举,根本就没去过东线。建成为左元帅东向洛阳,李世民为右元帅西战薛举。唐高祖起义晋阳已说过,当时左是东的意思,右是西的意思,左比右大。两个元帅各顾一头,这才合乎军事常识。一头去了两个元帅,另一头才打了败仗,却军无统帅实在荒谬。

所谓李世民东向洛阳的功绩,全是掠太子功绩为己有。至于正月二十二日不过是封元帅而已,人早就去了。正好像“三月,己酉,以齐公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听以便宜从事。”通鉴,不等于齐王那时才去太原。

打到洛阳城脚的是太子建成,招谕东都的也是太子建成。

太子建成在唐高祖从河东渡河到长春时,就去永丰仓。刘文静、王长谐均为所隶。后来消灭了屈突通主力,唐高祖认为屈突通已不足虑,就让太子建成选精兵,西向长安,参加了攻长安。留下了刘文静、长孙顺德、钱九陇等对付走麦城的屈突通。后刘文静等打败了屈突通,桑显河降唐,屈突通兵败被俘,刘文静等就朝东打去。此时京城已下。唐高祖让李孝恭、李瑗、段纶等南下巴蜀,让李世民西向对付薛举,而太子建成率军东向打到洛阳城脚。这才是事实真相。

在从洛阳退兵时,派刘弘基于三王陵设伏,败段达的也是太子。刘弘基原是左三统军之一,一直追随太子。只是逼近河东县时,奉高祖之令,与殷开山、王长谐先过黄河,后来在渭北收揽了六万军队,成了弘基六士中的佼佼者。可唐书刘弘基传居然称:“从太宗李世民击薛举于扶风,破之,追奔至陇山而返。”、“又从太宗经略东都,战于璎珞门外,破之。师旋,弘基为殿。隋将段达、张志陈于三王陵,弘基击败之。”通鉴也称“世民曰:城中见吾退,必来追蹑。乃设三伏于三王陵以待之;段达果将万馀人追之,遇伏而败。世民逐北,抵其城下,斩四千馀级。遂置新安、宜阳二郡,使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将兵镇宜阳,吕绍宗、任環将兵镇新安而还。”全是谎言,把太子的功绩记在李世民功劳簿上。

把刘弘基说成是李世民的人。把经略东都说成听命于李世民,所谓从李世民击薛举于扶风,也根本不是事实。刘弘基在下长安前,转战渭北,虽略地至扶风,接着便屯长安古城,耀军金光门,败卫文昇。与李世民毫无关系。在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和唐高祖起义晋阳中都已说过。

置新安、宜阳二郡的也是太子。使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将兵镇宜阳,吕绍宗、任環将兵镇新安而还的,仍是太子。

唐高祖起义晋阳已说过,任環与太子早就受高祖令,于河东结雄豪。史万宝与李神通一起起兵,正合乎李神通东向。吕绍宗在高祖过黄河时围攻河东蒲坂,此时亦已东向。盛彦师据旧唐本传:“大业中,为澄城长。义师至汾阴,率宾客千余人济河上谒,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军总管,从平京城。”他当是太子在河东结交的雄豪之一,所以跟太子去了东面。

正因为一切都是太子,所以新、旧唐均称:“二年,授抚军大将军、东讨元帅,将兵十万徇洛阳。及还,恭帝授尚书令。”李世民说是他去的东都,那么他又得了什么官职

太子军到洛阳城下:“东都号令不出四门,人无固志”,“城中多欲为内应者。”最典型的便是:“朝议郎段世弘等谋应西师。会西师已还,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纳之。事觉,越王命王世充讨诛之。密闻城中已定,乃还。”

太子几乎就要里应外合打下东都了,可却突然弃段世弘等内应匆匆而去。这是什么原因呢李世民说是他去的东都,回师是:“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悬军远来,虽得东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军还。”这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就算得了东都不能守,王世充等反动势力消灭了,隋朝的文物典籍及府库到手了,旧隋军队有的消灭了、有的收编了、有的遣散了、罪大恶极的镇压了。洛阳城内百姓也不至于大批死于饥荒。攻下后所得甚多,即使不能守,再退出去也来得及。

正由于洛阳当时未下,以至又拖了三年多。洛阳百姓由三万户饿死到不及三千户。其他损失决不会比洛阳百姓死亡更小,还未计入内。

如此匆匆而回必有急事,看东路军后来到了哪儿就知道了。刘弘基、刘文静、殷开山都去了西线。

答案只有一个:西线吃紧,李世民快顶不住了,不得不向高祖讨救兵。高祖只好放弃东都,撤回太子,调太子军队去救李世民,对付薛举。李世民说:“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此话算是有些真理,但就是因为他打败仗才“未固”。有人可能会说:“当时关中受薛举威胁,不能归罪于李世民。”此话毫无道理。首先李世民不是说薛举打得想投降了吗那就是疥藓之疾了。李世民自己的话揭穿了自己的谎言。另一方面,关中不是光受薛举威胁,还有更大的威胁,被人打败了,从而解除了威胁。这可见拙作唐朝开国史上的大空洞。这被后世封建史家完全抹去了。李世民当然也不会喜欢,因为这使他相应见拙。

杨玄感一开始就猛攻洛阳。李密明知先下长安比洛阳好,迫于形势不得不猛攻洛阳。唐已把长安拿到手了,就更应该攻洛阳了。杨玄感还没内应,李密开始也没内应。如可避免谁都不会主张撤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能说明唐有后顾之忧。

据通鉴与唐本传,刘文静对唐高祖称帝后“贵贱失位”曾谏。如这是事实,那么当是刘弘基先去支援李世民。刘文静直到五月,高祖登基以后才去的西线。也就是尽管有刘弘基支援,李世民仍然打不过薛举。

唐军大大增加。李世民心安了,便恃众不设备。结果又导致了七月之败,损失惨重。败后便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他们只好给他当替罪羊。刘弘基因为“尽力苦斗,矢尽,为举所获”得以免当替罪羊。

现版本创业注把退军归之于:“春作方兴,不夺农时,时逼农月,遂奉令旋师。”也是站不住脚的。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已很晚,农时已将开始。按制度皇帝已耕过藉田。既然如此那么干脆就不该去了。以上这些都说明有难言之隐,乱找借口。

创业注退军为三月,李世民实录却说是四月。司马光毫无理由地相信实录而不相信创业注。三月十一日丙申隋炀帝死,四月薛举已知道了,并于十七日称帝。唐自然更早知道。而按通鉴,太子回到长安是二十四日戊戌。

李世民、长孙无忌篡改日期的目的十分明确。隋炀帝死是件大事。如说退兵在已知炀帝死后,此事与炀帝之死的关系就淡化了,可以让人们轻易相信他的各式谎言。但如说三月退兵就不一样了。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如果三月不退兵多好,正好利用隋炀帝死后,人心浮动,打下洛阳。不了解真情的人也会感到惋惜,就会质疑当时撤兵是否是个错误,会引导人们去探讨。而李世民恰恰是经不起,也不愿让人们去探讨的。而多少了解西线吃紧,李世民打不赢薛举,才被迫退兵的人,更会埋怨李世民,都是他造成了洛阳未下的后果

这次撤兵的确使唐失去了攻下洛阳的大好时机,实在可惜。后来王世充成了顽敌。迟迟不能结束的战祸,使中国百姓不知多受了多少苦难,多死了好多人。如果唐军下了洛阳,两大首都都在唐手,又遇到隋炀帝死。唐朝无疑会被人们看成正朔,天下将很快统一。不但对唐有好处,对中国、对百姓都有莫大好处。这样的道理,太子建成不会不懂,唐高祖也不会不懂,李世民也不会不懂,因此太子退兵当是三月,还不知道炀帝已死。否则西线再吃紧,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如正是四月已知炀帝死而退兵,那一定是李世民在西线已败得不像样了。我倒还不这样认为。

三薛举究竟有多少军队

读唐史时经常会遇到的便是,唐朝对手的军队就像牛皮糖一样,可以任意拉长,也可以任意缩小。关键是要看李世民的需要,薛举自然毫不例外。

据新、旧唐薛举传早在薛举“克鄯、廓二州,数日间,尽有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后来袭破唐弼“举势益张,军号三十万”。

有那么多军队,在义宁元年十二月,据说的被李世民打败后问降,那实在是奇事了,一定军队伤亡略尽了。可新、旧唐薛举传称:仅“斩首数千级”,李世民纪则为“追斩万余级”。有没有如此现不问了。就算一万人吧那三十万除去一万,还有二十九万。怎么就要投降了呢说谎者总难免按倒这头又翘起那头。

旧唐李世民纪说,义宁元年李世民的“胜仗”中“薛举以劲卒十万来逼渭滨”。这儿说的是参战数,不是薛举军队总数。后来七月之败后,六月再战薛仁杲“贼众十余万,兵锋甚锐”

但事实上薛举根本不可能有三十万军,连十余万都是夸大其词。

我们先考察一下薛举的人力资源。

薛举所据有金城郡今甘肃兰州一带、枹罕郡今甘肃临夏一带、西平郡今青海乐都一带、浇河郡在今青海、天水郡今甘肃天水一带。

据隋书地理志在大业五年极盛时共有户口如下:

表一:

郡名县户

天水郡652130

金城郡26818

西平郡118

枹罕郡413157

浇河郡22240

合计1677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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